你的语气，决定你的运气！

宋庆龄说，“说话的语气有多好，遇事的运气就有多好。”

话人人会说，雄辩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能控制好说话语气的人却不多。

语气不好，再美妙的话都会变成聒噪。

语言可以伪装、欺骗，但一个人的语气，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模样，是怎么也藏不住的。

道教继承了我国古代神仙思想；长生不死，修真成仙，成为道教的主要思想和修炼目的，因此道教十分重视医药和养生之术。本文介绍了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并从服食、辟谷、导引、行气、房中五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的养生健身之术，辨析了其中的科学因素与虚妄夸诞之说。文章认为，道教在医药和养生方面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应珍视这份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和整理，剔除其虚妄迷信因素，发扬其科学内容。

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生必有死，虽是辨证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人的欲望总是希望延年益寿，尤其是剥削阶级的最高统治者，总是希望长期保持富贵荣华、骄奢淫逸的生活，贪婪地追求长生不死。春秋时代，齐景公就说过:“古而不死，其乐若何?”（《左传》昭公二十年）战国时，出现了一批方士，为了迎合王公贵族求长生的心理，于是编造出海上有长生不死之药的谎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齐国的方士徐福等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许多仙人都住在那里，如能到达，可以求得神仙和不死之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领着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派方士韩终等“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几年，花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结果一无所获。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对武帝说用丹砂可以炼出黄金，以黄金为饮器则益寿，可以见到蓬莱岛上的神仙，于是武帝派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等仙人。齐国的方士公孙卿又对汉武帝讲黄帝乘龙上天的事，武帝听了深为羡慕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秦皇汉武所迫切追求的就是成仙不死。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继承了古代的神仙思想。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地真》）故长生不死，成为神仙是道教的主要思想，也是道教的修炼目的。为了修仙长生，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因此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必要手段。《抱朴子•杂应篇》说:“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所谓“近祸”就是指人们患的各种疾病而言。早期道教如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由于汉末曾有几次传染病、瘟疫流行，道教徒利用廉价的中草药、“符水”给人治病，使一些人获得再生，因之“百姓信向”，教徒遍布天下。所以葛洪把“延年益寿”，，消灾治病”说成道教的业务。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喆说:“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着，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重阳立教十五论•论合药》）这说明学道之人必须通医术，医药有助于宗教的宣传推广，但不能执着，以医为业，甚至借医药来贪取财货。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有损阴功，不可能修真成仙了。

概括起来，道教所以重视医药的原因有二:其一，要想修炼成仙，必须服食炼丹，而医药则是服食炼丹的重要手段。其二，医药可以济世活人，利用医药来治病救人，接近群众，是扩大宗教宣传影响的最好方法之一。

为了修真成仙，道教有种种修炼的方术，如服食炼丹、导引行气、辟谷、存神以及房中之术等等，所以葛洪说:“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可以度世；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知屈申之诀者，则曰导引可以难老；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抱朴子•微旨》）道教的这些修炼方术，虽以修真成仙为目的，具有虚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着古代医药和养生的科学内容。现就这两方面分述如下。

20世纪以来，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瓶颈。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历来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老子想尔注》提出了“守中和之道”、“冲气以为和”、“和则相生”等理论。“中和”之气具有“调和万物”的功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的重要基础。可以说，“道”的本性就是“中和”的，是自然和谐的，只有天地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万物的生长和成熟。“中和之道”是道教追求和谐生命、和谐自然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中和之道”的和谐思想出发，道教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反映了道教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合共生的生态建设。

道法自然：中和之道的生态伦理

“中和之道”体现了道教“道法自然”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以“无为”为法则。道化生万物，皆自然无为而生，不受任何外物所制约。

“道生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所化生，因而“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万物都按照“道”赋予它们的秉性而存在，有自然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破坏它们。人类对待万物的态度应该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中所称的“任物自然”，即遵循客观规律，与一切外物和谐共生，以获得人与自然在整体上的和谐。

“道通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还认为，道化生万物，但人是道的“中和”之气所化生的，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气和智慧的生物。因此，人居于“万物之师长”的位置，为“理万物之长”。也就是说，人负有管理和爱护万物的职责，人的行为要符合“天道”，人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使自然更加完美，使自身与自然更加和谐。

“道贵中和”的生态伦理。道教从“道法自然”的整体出发，十分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关系。道教认为，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确保天地的平安。“道贵中和”，就是说人类社会与自然要维持一种和谐的平衡。《太平经》强调人类若想长久安宁，就必须使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得到和谐安宁。为此，人类就要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天人合一：中和之道的生态智慧

道经称：“天地合和，万物萌芽”，“天地不和，阴阳失度”，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太平经》认为，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而化生万物，因此在自然界中，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缺一不可。只有阴阳二气相互和谐产生“中和”之气，并共同生养万物，才能有自然界的太平。《太平经》还进一步指出，人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也是自然“中和”之气所生，即是说，天、地、人同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有着共生共荣的关系，因此必须要互相尊重、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谓“天地不和，阴阳错谬，灾及万民”，就是说自然生态失衡将直接影响到人类世界的生存。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几乎贯穿在道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如在自身修炼方面，道教所强调的是自身的和谐，追求的则是与道合真、长生久视。再如，历代道教徒都能自觉绿化造林，美化道教建筑的周边环境，道观内外的苍松翠柏、绿树成荫，正是道教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具体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现代环境科学告诉我们：大自然具有一定的整体相关性，即自然宇宙间没有孤立发生的现象，一切都处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也是整体关联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道教并不反对“人化”的自然，但是主张人改造自然应受道德的约束，应对环境采取保护措施，以谦下的精神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之中，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那么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有责任和义务协调、关照人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和合共生：中和之道的生态建设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去年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发表的“2010年贵阳共识”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

道教从“中和之道”的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伦理。《太平经》指出，人和自然万物的生命都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天地之大德”。“和合共生”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今的中国道教界，正在积极阐发和弘扬道教的生态智慧，践行着“和合共生”的中和之道，以全面推进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

积极倡导生态保护，着力推进生态道观建设。道教崇尚自然，历来就十分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早在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全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表彰会上，就积极鼓励全国道教徒“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并对“植树护林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1995年，中国道教协会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发表了《中国道教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宣言》，并正式加入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合会。此后，我国道教界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道观的建设工程，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倡导植树造林，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中国道教协会于2003年初向全国道教界发出倡议，计划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目前，“基地”已基本完成了植树造林任务，对民勤县的防沙治沙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提出“生态道观”理念，举办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生态道观就是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实现道教所追求的人间仙境。2006年，第一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前身）召开，通过的《秦岭宣言》提出了致力于营建环境友好型道教宫观的奋斗目标。2007年，第二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举行，提出了7项具体任务，如将宫观的土地使用和管理纳入区域生态保护规划之中等。2008年，第三次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召开，“生态道观”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关注，也得到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支持。论坛发布了《生态道观茅山宣言》，要求各地道观“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宣传教育的规章制度，大幅度提升住观道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最大限度地采用节能技术和材料，形成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区人群相协调的良性生态圈”。这使营建生态道观的活动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为道教参与环境保护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积极开展环保规划，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09年，中国道教协会形成了《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8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向各地省（市）级道教协会下发。《纲要意见》要求各地方道协、宫观进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将宫观的生态保护纳入创建和谐宫观的目标中，为建设生态道观、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新的贡献。《纲要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生态环保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在资源使用中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如合理规划建筑设施，倡导文明敬香，最大限度地保护道教宫观周边的水资源等；把环保意识和行动落实到生活起居中，如倡导道教节俭的生活方式，提倡符合环保要求的养生健身方式等；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环保，如倡议在所有道教节日和大型宗教活动中，都要突出生态保护宣传内容等。

积极宣传环保理念，着力推进生态和谐建设。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笔者认为必须要注重“三个保护”的真正落实。即是说，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生态和谐的保护。

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实现“四个观念”的根本转变。即是说，要实现自然观念的根本转变，懂得尊重和保护自然；要实现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用人类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去约束无限消费的欲望；要实现伦理观念的根本转变，把伦理的指向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爱护环境；要实现生产观念的根本转变，人类应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在自然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四项措施”的全面实施。即是说，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社会法制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个人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道教的“中和之道”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中和之道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存之道，要求人类社会始终要遵循“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遵循“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的这种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人类社会必须要大力提倡和加以推广的。特别是对于现代生态和谐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283-363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